1943年1月安法会议时，罗斯福和邱吉尔曾试图使吉罗和戴高乐达成一项协议，以此作为爱国的法国人团结的象征。可是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几个月中，却把吉罗逐渐地排挤掉，首先是取消委员会的两主席制，随后是撤消他的一切军事指挥权。这并非只是两种主张之间的冲突—因为一种主张一直支配着另一种主张，而主要是由于吉罗坚持其错误态度的结果。他确信民族革命原则的优越性，确信维希的体制有其支持者，他还设想那个被认为人数不多的抵抗运动是会服从元帅的。他又只从等级观念去考虑局势，而没有想到他自己应该听凭他过去的部下—戴高乐的支配。最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政府的管辖和监督的。1943年3月，他曾受到阿尔及尔居民的欢呼，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失宠了。他的失宠，无论在公众中或美国人中，都没有引起反响。1944年8月，戴高乐和已被盟国承认为法国唯一政府的阿尔及尔临时政府进驻已经解放了的巴黎。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政策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改革派领导人的思想状况改变了。1936年，改革派领袖费尔哈特.阿巴斯在反对他的老师本.巴迪斯时，曾写道:“我不会为阿尔及利亚祖国而死，因为这个祖国并不存在。”1946年，他却发现了这个祖国：“我们已经不走那些过去常走的小路，而要走上争取阿尔及利亚祖国亦即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

这种演变，由于事态的发生而加速了。在土著居民看来，法国的战败使法国衰弱下去。反之，土著居民在1942年11月对作为大西洋宪章发源地的美国的强盛，印象很深。要使需要盟国支持的积弱的法国去接受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要求，在时机上显然是有利的。法国准备同意放弃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这也使民族主义者的这种希望得到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