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虽然已经停战，阿尔及利亚却有可能紧跟着一位决心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星期以后，贝当元帅取得了胜利，民族革命以及作为其化身的战士军团也取得了胜利。7月2日，代表团团长说：“我们大家都曾进行过殊死抵抗。然而在阿尔及利亚，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遵守停战这个事实，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力求为阿尔及利亚争取更好的处境而行事”。

新的体制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赞同。有一些拥护这个体制的人—一种神秘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把元帅当作一个天命的、绝对正确的人物，他是在拯救法国。也有一些始终置身于政权方面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想从中取利。此外，迫害犹太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是他们天生的反犹主义的正当行为。最后，那些作为强大政权的支持者、社会秩序及既得财富的保卫者的移民，掌握着经济实力，其影响在一个没有公共舆论的国家里足以起着支配作用。

总督和省长依靠强大的警察力量—警察总监承认，当时人们都被卷入告密成风的浪潮里—迫使人们尊重这个体制。单凭指控揭发，一般官员、工人、曾发表过不符合当局意旨的言论的嫌疑分子，就会遭到打击，被交付法院审理，或被关进集中营。规定犹太籍小学生入学最高限额的做法，毫无理由地加强了。有一个高级官员，竟别出心裁地于1943年把十万名土著居民运往法国，去为德国人的机构进行劳动，这个计划直到盟军登陆才被停止。至于部队干部，由于他们早就被许给物质上的好处，并对元帅作过宣誓，因而坚持他们的忠诚。

政府代表魏刚将军以及他去职后就任军队总司令的朱安将军，执行了元帅保持北非完整亦即防御任何人进攻北非的命令。按照命令，该在1942年11月执行的方案是：对入侵突尼斯的德国人按兵不动，而相反地却要对盟军作战。魏刚向占领当局表示:他没有充分的力量去防御戴高乐分子和英国人的攻击，企图使非洲军能获得增援。他的对抗行动阻止了维希政府去接受那个已由海军上将达尔朗批准的议定书—允许轴心国占领宾泽特港;德国人也采取报复措施，拒不同意增强实力的要求。朱安将军在贝当案件的证词中指出：“魏刚离职以后，北非的事态并无改变。”

魏刚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立场，是对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的立场，实际上，这个中立却是片面的。维希接受同德、意武装力量“并肩”作战的原则，人们已经预见到轴心国的军队将在英国人阴击下撤向突尼斯，而非洲的法国军队接到的命令县.森出现这种情况时，不是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是接待他们。阿尔及利亚向隆美尔的军队供应粮食和器材。意大利的船只可以自由出入法国领海，这时发下来的命令却是射击越境的英国飞机。

大多数居民是“观望派”，对局势无动于衷。停战委员会预征阿尔及利亚物产的措施，由于官方的软弱无力和公众的漠不关心，得以顺利进行。在所有的观察家看来，居民对于那怕是有损于他们感情的外国的干预，都不会有什么反抗。

既然阿尔及利亚没有被敌人占领，那里的抵抗运动也就从未带有在法国所采取的形式。抵抗运动只是个少数派组织，它把贝当体制的受害者、一些并未遭到过个人损害但对迫害的措施和取消共和国的主张进行谴责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在拒不承认1940年6月17日的停战以后，更不愿接受同敌人合作。